Mads Brugger若重返今日北韓必定是死路一條，但他毫無打算再做一次冒險，從他帶着兩名韓裔丹麥少年踏上北韓的土地，就注定是最後一次的獨裁國家旅行。他不避諱一切主觀的意念，甫一開始他便表明立場：他在北韓拍到的一切都會是虛假的、人為安排的。而真相在領袖宮殿裏，在窮困的城市和鄉下，在苦役營裏，在田野深處的纍纍白骨間。
Brugger扮成一個滑稽劇團的導演，帶着一名攝影師和兩名少年，以文化交流的名義進入北韓。負責接待的翻譯是一位中年女士，她的神色和所有北韓人一樣謹慎，但長年的外事工作教會她必須微笑，面對兩個亞洲臉龐的少年，她不斷表示出極大的友善，親切地稱他們為「自己的兒子」。但是少年們起初是感到厭煩，因為那種寸步不離，就像是一個黏人的偵探。
來偉大的北韓尋根
「你為什麼緊緊跟着我們？」每當少年向翻譯發問時，她的臉上總是露出難以捉摸的神情：微笑，眨眼，一言不發。這是訓練有素的外交方式，一切都按導演的預料進行，北歐傳統的滑稽戲在排練中，一天天地被北韓導演改成了歌頌本國政權的樣板戲。導演裝出不滿，再做出勉強接受的樣子，而這邊廂盡心盡力的北韓老導演，終於可鬆口氣—— 一切文化交流，最後都必須服從北韓的文藝審美。Brugger 還好不是真正的劇碼導演，否則定會憤慨難當—— 因為這部戲被改得如此荒唐，劇碼的結尾是兩個少年和北韓演員一起大跨步走向觀眾：one heart , one mind , one Korea。台下是熱烈的掌聲，少年卻在恍惚之中，幾番重疊的身份在這場戲中戲裏已變得迷亂。
Brugger知道北韓人並不真的歡迎他們，他們的滑稽戲在這個嚴肅的國土上實在不成體統，重點在於這倆個孩子是因癲癇症被南韓家庭拋棄的，北韓人想藉此證明：瞧，他們尋根的時候來到偉大的北韓，而非邪惡無情的資本主義南韓。
在金日成的塑像下，Brugger 為領袖奉上一首詩歌，事先聲明這是北歐的一位社會主義英雄寫下的，狐疑的翻譯允許了，並為這外國人的忠誠感動到淚盈於睫。事實上，這詩歌是一位反社會主義詩人的傑作。
外國人和北韓女翻譯，在方陣中顯得如此慌亂且突兀。少年張大着嘴，茫然看着，久久不語。在離開北韓的當天，女翻譯愛撫着少年的臉，流下熱淚。而少年問了一個在心中許久的問題：你讓我看到的同齡人，他們衣着光鮮，舉止得體，他們真的美麗。可是，我想看看，跟我一樣的殘疾人。
翻譯停止哭泣，慣常地用無語對應着他。想了片刻，微笑地說：下次吧。
絕望的少年，他在印證，傳聞曾說北韓的殘疾孩子會在出生時就被送入秘密的營地不見天日。
哭泣的翻譯
他們道別，有真實的傷感，知道永生難以再見。哭泣的翻譯，不會想到，她們精心運作的一切，在電影中會以荒誕的面目呈現。
這片中荒誕令觀眾們爆笑，我和所有人一樣，為眼前的一切發出了笑聲。
我們在嘲笑北韓民眾的心智不全，還是在嘲笑他們對政權的熱愛，或是在嘲笑這個政權本身，來不及考慮，一部百分百政治元素的紀錄片，已經成為喜感十足的搞笑片。
除我之外，皆是西方的觀眾，我意識到在觀影的立場上，我們和西方人一樣，這種界限早已抹平。但倘若是四十年前呢。我相信四十年前的中國人尚未放棄壁壘，他們大部分仍堅持相信社會主義集權政權是世上僅有的、唯一正確安全的體制。
那麼這部片在四十年前會觸怒中國人的自尊心，就像當年中國人對待安東尼奧尼《中國》的態度，儘管鏡頭中所有的內容都是真實的，但他們能嗅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「偏見」和「不安好心」。他們會感到傷心憤怒和自責，在如此精心安排之下的呈現，為什麼西方導演仍然有機可乘，為什麼如此熱情誠懇的接待，換回來的是惡作劇式的回應。
個體顯現的愚鈍、狡詐，高度的忠誠，是因長年的扭曲政治壓迫而成，她們的笑與淚是敬畏與恐懼參半，麻木的神情是無望的象徵，這亞細亞的孤國裏的人類，與其他人類並無不同，只是乍一出生便活在謊言裏，真相卻也只是相隔幾千里。人為的壁壘怎可永存，就像我的祖父輩，當年他們尚不自知，以為苟活在鐵拳之下便是人生，待有天壁壘消除，驀然驚醒，他們的後輩如我，對此情此景恣意笑着，泛着心酸。個體只是歷史的微塵，傷痕卻刻骨，幾代人也未見得能撫平。只願那《紅色禮堂》中的女翻譯，有天能夠自由歡笑，能像她「自己的兒子」臨別時在信中所寫：他日再重逢。
撰文：鞠白玉
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
C05 | 文化評論 | 北京內望 | By 鞠白玉 2012-01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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